《芈月传》的热播让大家了解来自楚国的大秦宣太后芈月，但我想对大家说的是，如果说楚国历史上哪位女性的IQ最高？却是另外一位女人。
楚武王的王后邓曼。
楚国在春秋时的正式亮相，是在公元前704年。
这一年，楚国的统治者叫楚武王熊通。熊通在这一年打败了随国后，想要得到周王室的爵位册封。但是周王室虽然已经衰弱，但是对于楚国这样的蛮夷之国，面子是一点都不能给的，很干脆的回答不同意。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被一贯视为“蛮子”的熊通很生气，当然后果也很严重。
《史记》记载：“楚熊通怒曰：“吾先鬻（yu，四声）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意思是说，我的先王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这个待考证，估计吹牛的成分较大），很早就去世了。文王提拔了我的先辈，但是却只赐给我们男爵（爵位的最低等）和与之相应的田地（很少），但是即便如此（指封赏和自己的功劳不对等），蛮夷的土著们还是因为我们先祖的威名而臣服了，可是直到现在，周王室还是不给我们公平的待遇，不加爵给楚国，所以对不起，我只能自立尊号了。
此时的熊通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既然是自立尊号，那就不能往小了说，有多大说多大好了。
那时还没有皇帝这个称号，所以熊通给自己的封号是楚武王（注意不是谥号）。这就意味着他在地位上和周王室平起平坐。楚国的地位一下子超过了在中华大地上的所有诸侯，当然这只是名义上。
此时，楚武王已迁到了郢（今湖北江陵县城北）。此地可以北上到达黄河中游，南下可直通长江。地势险要且农业经济发达。
这时的楚国早已经从一个穷小子变成了一个“暴发户”。
但是中国有一个传统，暴发户仍然是不受待见的。在很多传统强国看来，像楚国这样的国家是不值得重视的。
所以，在楚武王的时代，历史记载中只有两个国家与这个国家联姻，一个是卢国，另一个是邓国。
卢国这个国家如果不是专业学历史的人，可能都不曾知道春秋时还有这么一个国家，卢国嫁了女子荆妫给楚武王，但是卢国后来被楚武王所灭。所以《国语》上说：“卢由荆妫”。
邓国比起卢国来稍微有点名气，大家应该记得我在前边讲过，公子忽（郑昭公）的母亲就是邓女。邓国的领地在今天的湖北襄樊市北邓城镇，是个很小的地方。可就是这么个小国，在张正明先生的《楚史》中认为楚国与它的联姻是“门当户对的”。可见当时诸侯对楚国的态度。
不过小门小户出来的女子不一定都是历史的陪衬。
邓国的这位女子邓曼就是一个非常抢眼的女性。
邓曼在中国历史上一共正式出场了两次，这两次都被原原本本地记载在了《左传》上。
邓曼还创下了两个记录，她是《左传》上第一个有“话语权”的女性，还是在《左传》中话最多的女性，我统计了一下邓曼在《左传》上说了两次话，一共说了148个字（不算标点）。
从这里开始左丘明才在《左传》的记载上，让女性多少开口说了些话。可能是太史公嫌邓曼的话实在是太多，所以在《史记.楚世家》中别说是邓曼说过的话，连邓曼这个名字都没提过。
邓曼第一次说话是在公元前699年，就我看来，邓曼的这次所说话的质量和分量都不比后世的著名军事家曹刿差。
大家要清楚的是曹刿的那次经典论战，是在邓曼说出这番话十五年之后的事情，我们如果把他们说的话作对比的话，不客气的说曹刿至多只能算邓曼一个小徒弟而已。
《左传.桓公十三年》记载公元前699年，楚国以屈暇为主帅征讨罗国。楚相斗伯比为屈暇送行时，见其心浮气躁，面有骄傲之色，非常担忧，认为如果屈暇如果这么去的话必然失败。
所以斗伯比回来告诉楚武王，要求楚武王给予屈暇援兵（必济师）。楚武王拒绝了斗伯比的要求。
楚武王虽然没有采纳斗伯比的意见，却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夫人邓曼。
于是就有了一篇对当时战局非常经典的论述。
邓曼曰：“大夫非众之谓也，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niu，三声，当习惯讲）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必小罗。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耳乎。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召诸司而劝之以德，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
这段话我看了很长时间才把他的字面意思和深层含义都搞明白。
这段话的字面意思是，邓曼说：“斗伯比请求增援不是说这场战争还需要多少人，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君王要以信用来安抚百姓，以美德来训诫官员，以刑法来使莫敖畏惧。莫敖已经习惯了蒲骚的胜利，他会自以为是，必然轻视罗国。君王如果不加以督察，他会轻率的不设防。斗伯比大夫所说的是请君王训诫兵众并好好督察他们，召集各衙门的官员勉之以美德，派去的人见到莫敖是为了告诉他上天对他的过错是不会宽恕他的。斗伯比大夫难道不知道楚国的军队已经全部派出去了吗？”
就我看来这段话，就是放到现在来说，也是非常有分量的，用句现代点的话说就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治国之道，民众是根本，这就是所谓的走群众路线。
政府需要取信于民，对于官员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美德、什么是耻辱，更要对他们有监督，官员犯了错误要对他们有惩罚。最重要的是要在官员的意识中植入一种忧患的意识。
这无疑是一种非常上乘的治国、统兵之道，各代的圣人、士大夫能有如此理论水平的寥寥数人而已。
而说出这番话的是一个女人。
楚武王并不是个弱智，他听完邓曼的解释，脑筋里突然点亮了那个亮闪闪的灯泡。可是战争的胜负，往往都在于一念之间，楚武王立即派人追赶已经出发的楚军，可是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悲剧还是发生了。
不出斗伯比和邓曼所料，屈暇骄兵必败。
屈暇的军中也有明白人进谏屈暇，但是屈暇的反应是谁敢进谏就大刑伺候（谏者有刑）。楚军到达鄢水的时候，军队渡河乱不成军，且不设防备。结果遭到了罗国和卢国的伏击，楚军大败。屈暇对于惨败羞愧难当，在荒谷中自缢而死，其他的将领都被关了起来听候发落。楚武王没有处罚这些将领，而是说：“这是我的过错。”（孤之罪也）
如果大家看完上面的故事认为邓曼很有智慧的话，那我告诉大家在八年后，邓曼又说了一通话。这通话的理论水平，就我看来，纵观中国历史，只有个儿把“圣人”和她水平相当。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准备亲自出征随国，斋戒后，告诉自己的夫人邓曼：“我有点心虚。”（余心荡）
这时，邓曼说了确定自己历史地位的一段话。
《左传.庄公四年》记载：“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毋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
《列女传》也有相类似的记载 ：“王德薄而禄厚，施鲜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荡，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毋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
这两段话，虽然记载略有不同，但是中心思想只有一个，物极必反，霸极必衰。
邓曼认为大王您的忧虑是因为自己这些年干过头了（指对外扩张非常顺利），如果军队没有什么损失，那么大王肯定会死在行军的路上，不过那样的话倒是国家的福气了。
我们先不论楚武王听到这些不太吉利的话会有什么反应，也不论邓曼为什么要这么说。
我只想说，大家听完邓曼这几句话是不是有点耳熟？
如果您仔细看过《红楼梦》的话，应该对这个理论有印象。
原来我和朋友讨论《红楼梦》的时候，有朋友问金陵十二钗中谁最聪明？有的人说是机关算尽的王熙凤，有的说是善理家事的探春，还有人说是凡事忍让退避的薛宝钗，我的结论是，那些女人只是小聪明，真正有大智慧的是在第十三回就死去的秦可卿。
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想告诉大家，秦可卿掌握了人类最高级的智慧，那就是“知天命”。
秦可卿在自己生病的时候就说：“治得了病，治不了命。”秦可卿死后仍然托梦给王熙凤，告诉她一个真理：“水满则溢，月盈则亏。”
天命是什么？其实就是自然的规律。
人类的智慧再高，也决然跳不出自然的规律。所以最高的智慧就是顺应自然规律，不违背自然规律。
有的人会说天命这个东西是迷信，并不科学。但是我认为是我们太迷信科学了，而忽视了自然界给我们的规律。其实，人类在不断地发展中也渐渐地认识到这种自然规律的存在，恩格斯没有完成的巨著《自然辩证法》，实际上就是在讲“天命”的问题。
我最初在读邓曼的这段话时，用什么样的方法解释也解释不通，我难以想象一个妻子怎么会在丈夫最低落的时候，说出这样恶毒诅咒来？
后来我明白了，这是一句反话。
目的是劝诫楚武王不要出征，不要再挑起战端，他要教给楚武王的是“止戈为武”的道理，并最终想让楚武王明白“天命”是不可违的。在楚国已经足够强大的时候，应该想到的并不是如何继续扩张，而是切实解决国内的民生和矛盾。
这句话同样具有跨时代的意义，比如我们今天的某些超级大国一味地对外扩张，到头来还是被自己的国内的经济危机所累，这就是不知“天命”的表现。
可是楚武王的智商和妻子相比真的是差了一大截，他没有领会邓曼的苦心，堵着气硬要出征，结果死在了樠（man，二声，松树的一种）树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