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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民族的进步

　　宁可不出苏东坡

　　瑞士就没出过苏东坡

　　但它是不是个伟大的国家？

　　希望比自由更贵

　　从上海飞回北京的航班起落没太大偏差，但高晓松到达通惠河边阿里音乐总部的时间，比预计中还是晚了一个小时，错过了饭点。

　　接待完第一拨媒体后，他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腾出来，跟前的会议桌上，剩了多半盒饺子，已经坨了。以至于接受博望志采访时，他得空往嘴里塞了几把薯片，将指尖沾的作料末舔干净，冒了两根烟，才算稳住。

　　时间点是5月上旬，距「阿里星球」发布会召开时间已不足一周。高晓松的嘴搭配上阿里公关天团，在这个漫长的宣传周期内，为阿里音乐释放出巨大的品牌声量。

　　尚未开口，坐在记者眼前的董事长表情与随他奔波的休闲皮鞋一样，蒙了一层灰，刚下午四点钟，神情却有点恍惚。

　　「累吗？」

　　「特别累，累死了。」

　　但有两件事，能给还没褪下「脱口秀超级IP」光环的大明星些许宽慰。其实，公司里里外外看，找不着几个真比他工作量小多少的，为发布会冲刺，技术跟运营团队部分员工半个月没怎么着家。

　　更重要的是，他此前抛出「职业生涯最后一站」这句话，已然将宋柯连同自己囫囵个扔进这单大买卖里了。

　　很难说，高拿俩人的职业为新东家背书的行为，是孤注一掷还是一时口快，不过，显然他后来盘算过，「有人跟我说，（阿里音乐）上市就可以不干了。可我看这帮人还是整天…老马（马云）现在比我还忙呢，没个头儿。」

　　按此逻辑，高的「门客」生涯即将或已告终结，与数年来游弋于几家科技巨头时的随性不同，他与阿里的关系愈发紧密，无法割裂。

　　大戏刚开锣，高只给自己喇下一个小口子，希望几年后阿里音乐平台成型，没有他和宋柯也能玩得转。

　　生于1969年的高晓松今年47岁，这前半辈子，常常活在自己的设想之外。

　　早两年在脱口秀节目中，他说从小到大，自以为会过一种清贫且愤怒的小知识分子生活，满腔不忿，怀才不遇，可现实却砸下一张又一张「馅饼」，让他慨叹所得已超福报。

　　两年前的那期节目，对他是一场告别的聚会，高晓松当时坚定地相信，自我定位是一个读书人或知识份子，一辈子陪大家读书、写作、拍电影、做音乐、聊天，即便无法做到魏晋狂生或渔樵耕读，但至少会坚持一个「卖艺」的身份，「绝不去做创业啊…什么那些事情。」

　　他开创性地以《晓说》打开了网络优质自制内容市场，并将事业再次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海量信息输出带来了副作用，他食言了——终于没能逃开经商这件事。

　　高晓松在采访里用娴熟、幽默的话题技巧避开了正面回应，往名片上印「董事长」是人生第一次，但他并不承认这一Title的指向是企业家，坚称自己只是一个「wannabe 企业家」。

　　「‘wannabe 企业家’是一个名词，不是说wanna be动词，企业家可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不是你坐那说，（啪，拍桌子）哥们儿今天就是企业家了！」

　　在电影学院学导演期间，戴锦华教授在一堂课上讲到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谈及大师最后的年代一去不返时，那位女教授在台上失声痛哭，令高晓松印象极深。

　　高的青春期正是成长于这个被称为迄今最后一个「被大师照亮的时代」，以知识份子的眼光审视当下，他感叹那批大师为世界重新塑造的理想与信仰，在短短三十年过去后，已在各国沦丧得一塌糊涂。

　　可深度浸淫互联网数年后，那份反思正在慷概地被现实的商业选择化解掉。高晓松一度发现，身边朋友几乎全被创业打了鸡血，置身其中的最大感受是，这些人一见面便会不管不顾地上上下下打量你，看看能用上你什么地儿。

　　「大家都拼了，马东那儿，我的天，整个疯了，郑钧那么懒的人，现在也拼啦！动画片、合音量，还跑到百度当首席构架师，也带着一大堆工程师那吭哧吭哧…」

　　高也并不意外地偏离了预设中「读博」的人生规划，被裹挟走，尤其是考虑到，他接到的橄榄枝，来自马云。

　　好奇心背后的驱动力显然远大于求学，他对潮流全无抗拒，反而觉得「好有趣」，甚至对马老师交托出来，依托着海量资源的阿里音乐感到无比兴奋，「任何一个人，交给你个大杀器，你都想比划一阵过过瘾，手里拿一大杀器，你说我先睡会儿去？那还能睡觉嘛！？」

　　为了尽量将「经商」这一概念剥离开，高晓松抗拒阅读企业管理类书籍，「宋柯去读就够了」。他主观地将互联网定义在传统商业范畴之外，在其眼中，它更像是一场社会革命的主题，自下而上、潜移默化地打破藩篱无数。

　　进步青年们从1919年开始呼唤「德先生」、「赛先生」至今已近一个世纪，鲜有收获，而科学、民主以及自由的精神最终在互联网的普及下，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便已经深入人心，这一切，从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高晓松必然也必须地选择支持。

　　所有的社会进步都是以削减精英、平民化为代价，其首要标志就是打破阶级分化，他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认为真正的精英就应该欢迎社会消灭精英，「过去2%的人识字考科举，精英管理整个（国家）的时代，你说那时代好么？」

　　高晓松观察到的一个细节是，早年身边的朋友中，人手一部价格昂贵Vertu是标签般的信仰，但如今聚会，无人能再摆脱平民化的苹果手机。

　　他更进一步，籍此修正对时代的认识，精英群体都已被大幅减削，遑论大师？「一个民族进步（的代价），宁可不出苏东坡，瑞士就没出过‘苏东坡’，但它是不是个伟大的国家？」

　　互联网带来的变革中，最能触达人心的，其实仍然是财富分配作用，暴富和成功学在信息传播发酵下，无疑催化出了更加昂扬向上的社会氛围，曾有不止一位美国朋友向高晓松表达过一个令人咋舌的观点——羡慕你们中国人，因为「希望」比「自由」更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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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宋何办公室门上张贴着以三人形象设计的年画，屋内陈设简单，甚至没有一张正式的办公桌  [保存到相册]

　　回不去了

　　2015年夏天，国家版权局出台了一纸国内音乐史上的最严版权令，随后11月份，所有互联网平台上的未授权歌曲被统一拿下。

　　政策对内容版权保护的倾斜几年前便已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以视频行业为例，在完成正版化洗牌后，影视行业随即井喷。高晓松记得，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曾开玩笑似的说，

　　如今女明星都不嫁豪门，改嫁男明星了。因为（视频正版化以后）明星都有钱啦，咱俩一块儿不是挺好的么？你也挣两亿，我也挣两亿。

　　这一切似乎预示着，国内流行音乐人们经过20多年游走于法规庇护之外的等待后，也终将迎来自己的时代。

　　可对年近知天命的高晓松与宋柯来说，这一天晚了点。写出好歌、做出年度专辑这些内容层的满足感，已很难触及两位中年音乐人兴奋阈值下限，当创作者被许以更高的商业回报时，高才发现，他坐在阿里音乐办公室里，成为了付钱的那一位，反而可能为水涨船高的版权价格发愁。

　　这个场景令人无奈，整整一代音乐人对版权保护的求索，在放弃并转身后，才终于实现。

　　上世纪90年代，高晓松在最旺盛的创作阶段，一头撞上了盗版的南墙。当时他为刘欢写下一首名为《好风长吟》的歌，刚刚发行后就迅速被盗版商盯上，令二人十分恼火，可在准备追责时，却发现申诉无门。

　　「电影有国家电影局，上边一个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可怎么就没有音乐呢？我们到文化部，没人管这事儿啊，人家都是局，我们音乐连处、科、股都没有啊！」

　　文化口的申诉行不通，高与刘又惦记上了新闻出版总署，并且提前为对方找了一个解释得通的理由——唱片是出版物嘛！

　　一位作为创作人颇有名气，一位贵为内地歌坛一哥，两个被高晓松自己形容为「俩脸加一块一平米那么大」的大腕混进出版总署院里后，发现居然连个乐意接待的人都摸不着，没有任何一个办公室愿意站出来，说这事儿应该归他们管。

　　最终一位工作人员给了个台阶，让把东西留下，称会「研究一下」。送二人出门时，又好心递了一句实在话过来，「其实你们知道，研究也没用，我们没法罚人家款，没发票，执法队都没有。」

　　关于生计的问题，解决方式十分简单，主管部门在行政层面没有预设多余的触角，爱莫能助，吃流行音乐这口饭的创作者们就只能自己出面。高晓松跑去杭州，约国内数得着的几家盗版商开会。「我们说大哥们，让我们先卖10天，咱盗版再上，行么？人说，不行，就给5天！人家比我们还理直气壮呢，你说这什么事儿！」

　　他跟人解释，音乐人花那么多钱做一张唱片，5天宣传根本不够回本，如果创作者「死了」，你们盗谁去？「盗版商一想说，嗯？有道理啊，说，那一礼拜！你们正版卖一礼拜，我们上。」

　　关于博弈盗版商的过程，高晓松此前曾在不同场合数次以谐谑的口吻回忆过，这场原本残酷又讽刺的商业谈判结果，嵌入大的故事框架下回顾时，更显得荒诞不经。

　　王朔早年在小说里，曾通过一位资深顽主角色，表达过一个普世的茬架经验——多有名，传得越厉害的人我都不憷，再猖我也敢「铲」他，可就怕那十六、七的生瓜蛋子！

　　在高晓松的经验里，2000年后崛起的那一拨互联网新生力量里，就充斥着这种狠角色。「跟盗版商还能谈谈，他们也是江湖人，大家也懂事，IT这帮生瓜蛋子一上来，盗版正版一块儿打，最后大家都躺那儿，一起死了。」

　　更关键的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互联网企业们，将用户为听音乐付费的习惯彻底颠覆，轻易地从其回忆里抹杀攒早餐钱买一张唱片的快乐，「人说我买房子还买不起，你听音乐还要钱？」

　　直到当年被免费版权和内容扶持起来互联网企业们有了反哺能力时，盼了20年的一纸版权保护令才终于下发，可无论是高晓松还是宋柯，状态和思维方式都已回不去了。尤其是用户行为习惯的重构，决定了他们在阿里音乐再出发时，绝不可能再落入内容或版权的窠臼，那么抛弃播放器，构建通吃上下游的大平台就成了唯一选择。

　　走出禅院

　　与多数大型科技企业的董事长办公室不同，高晓松与宋柯、何炅在国家广告产业园的阿里音乐7楼分享了一间办公室，几位大佬的明星光环也尚未在企业内部褪去，在采访结束后，一位戴着阿里工牌的女生在电梯间偶遇高晓松后求合影，她的老板以惯常的幽默感回应，「得快点，那什么，我着急上厕所…」

　　人生首次当上「董事长」后，高晓松跑去找柳传志取了一次经，德高望重的商业领袖用一个虚化的概念为他宽心，是其著名的管理三要素——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

　　高晓松咂咂嘴，「那是一切上正轨以后，只用干三件事，现在100件事都得（自己上），千头万绪，千头万绪。」

　　被宋柯形容为「有里有面」的高晓松前阵子做了一件挺够意思的事，由于身居要职不便要求购买以及推广费用，他干脆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赠送给东家阿里音乐，版权费用分文未取。

　　此举对高来说显得十分得体，他同时在两件事上证明了自己：作为一个老炮儿，仍能轻易搅动流行音乐热点；作为一个董事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平台建设中。

　　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是，《苟且》作为一个流行IP，快速陷入到了「营销、鸡汤」的争议漩涡中，而对高晓松来说，词曲创作的层面的讨论可以接受，但一些乐评文章对歌曲背后价值观的质疑让他无言以对，「他们说你丫高晓松现在有钱了就宣扬这些，可我没钱的时候不也宣传的‘诗和远方’么？」

　　在那些概念中，「远方」和「有钱」的强行媾和令高晓松不快，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弯腰捡起六便士的时候，也有抬头看天上月亮的时候，无关乎有钱没钱，天上那轮永远免费的月亮，就是诗和远方。「月亮和六便士伴随我们一生，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像无论贫富，人们都需要音乐一样。」

　　这次围绕创作者的骂声只是预热，在阿里星球发布会结束后，更多媒体聚焦在高宋何「铁三角」领衔的产品上，董事长高晓松可能会感受到一点商业战场上更高级别的舆论压力。

　　一度被称为「音乐淘宝」的阿里星球APP在亮相之初，便被诟病其过于庞大的平台属性，分散的用户定位和复杂的用户界面，很轻易地可以给批评家们落下口实。

　　在发布会之前接受博望志的采访中，高恰好谈到了这一问题，他将这一款结构庞大的产品定位成一个流量入口，背后的目的是数据生意，在他看来，背靠阿里巴巴集团的大数据资源，他将为用户提供足够有吸引力的数据产品服务，而用户进驻阿里星球之后的行为数据，则将为这款超级APP的功能筛选埋下伏笔。

　　相对于纠结在互联网产品本身，高晓松显然对其理想中可以为产业提供的变革更加兴奋。从音乐产业的过往来看，作为消费者的粉丝用户群体，反而长期处于链条最底端，毫无话语权，这让他感觉讨厌。

　　回想起早年在一家唱片公司中的企划乌龙事件更让他恼火，曾有旗下一位歌手在电台访谈中以「农民」自居，让当时正在开车的高大跌眼镜，回公司追问企宣何以出此昏招，对方的回答让他几乎晕倒，「丫不就是一农民嘛！」

　　「一个不喜欢旗下歌手的企宣，这不就把事弄拧巴了么？」

　　而通过阿里平台，高甚至可以设想到让用户参与到「为偶像选歌」这种生产的上游环节，事实上，与所有的互联网产品逻辑一样，粉丝们作为用户，被前所未有地重视，并不稀奇，可当变革终于染指音乐产业时，一切可能性都会让这位大牌创作人感到由衷的兴奋。

　　「粉丝们来决定去哪个棚录，歌让谁写，不同偶像的粉丝们，没准还抢一首歌呢！」

　　阿里星球从诞生起就作为一个超级APP存在，业务触角繁杂，彰显出过于庞大的野心也意味着空前的压力。可高晓松从始至终都在按照且仅按照正向假设的思维方式在推演未来，那里似乎只有不可预知的美好。在宋柯眼里，这位搭档了20年的老学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即便明天天塌下来，今儿也得聊会儿，聊高兴了。」

　　高晓松像是一个闯入者，观察着阿里巴巴这个正值巅峰期的庞大商业组织中的商业领袖们。

　　他感叹，很多年没有这样与一大群「比自己聪明的人」共事了，他用一贯激昂、夸张的表达方式称赞着马云、俞永福、逍遥子（张勇）等人，以及这些人在商业中展现出的那种他从不熟悉的「神奇」。

　　可能他何宋柯在与马云聊完，走出太极禅院那一刻，便真实地来到了「当下」。

　　「你原来做一个虚的知识分子在那，没有仔细考虑过很多问题，等你来到大企业里边，对整个思维、视野有巨大的帮助，天翻地覆的帮助。你甚至把以前看的好多书与历史都串起来了。这个吸引力简直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