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鼎昭明寺卷入高利贷 多名弟子跑路
【特别报道】一座寺庙的投资“劫难”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韩文福建福鼎报道
“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在看守所的8个多月时间里，61岁的杨文德每日面西打坐，诵读佛教《心经》与《金刚经》。有兴致的时候，他还会给监室的同伴们唱唱佛歌。
2013年6月，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家修行的“三宝”弟子（注：三宝是佛教的教法和证法的核心，是指佛、法、僧；信仰佛教的出家人和在家修行的人都称为“三宝”弟子）杨文德被福鼎警方立案调查，现已取保候审。
向西的远方，是杨文德皈依的师门—福建省福鼎市昭明寺。这座始建于南朝梁大通元年、距今已近1500年的古刹，相传为昭明太子萧统所建，是闽东地区最早的寺庙之一，在当地极具声望。
此前，昭明寺先后有多位在家弟子因高利贷崩盘跑路，昭明寺方丈界空大和尚亦牵涉其中。他将1430万元“三宝钱”(注：由香客捐助，专门用于修缮寺庙、寺院日常开支等所有与佛、法、僧“三宝”相关的善款)也存放到了担保公司，因高利贷崩盘，他担心这笔钱会不会也“打水漂”了。
千年古刹昭明寺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韩文I摄
方丈的“慌张”
福鼎市城西约4公里的鳌峰山顶上，千年古刹昭明寺古朴庄严、静谧祥和。
6月29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昭明寺看到，通往寺院的一段山路，路基已近尾声，正在等待铺设路面；一尊长约7米的汉白玉卧佛放置在山路一侧的土坡上，包装佛像的木箱尚未启封；寺门正对面，数年前挖开的观音造像地基仍是一个偌大的深坑……
当地佛教界人士称，由于资金等诸多原因，昭明寺近年来上马的工程多数成了“半拉子”。而这样的局面令出家近40年的界空大和尚非常难堪与惶恐。
“我现在不是方丈，是‘慌张’！”面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昭明寺方丈界空大和尚讪笑道。
记者了解到，数年前，为了香客上山便利，昭明寺决定将最后一公里山路拓宽。由于对道路施工缺乏认识，界空大和尚预估180万元即可完成的工程远远超出了预算，仅征地就支出200余万元，导致寺院背上沉重债务。
“端午节或是年底，一拨一拨的要账人到寺庙讨债，作为出家人，那种感受你们是无法体会的。”界空大和尚摇头叹息。
虽然自称是寺庙的“三不管”方丈—不管钱、人和事，甚至于从不主动去碰钱，“摸过钱的手都要反复用水冲洗”，但界空大和尚还是惹上了钱的麻烦。
上述佛教界人士透露，除了修路的欠账，一笔数目逾千万的“三宝钱”的“投资失误”成为界空大和尚最大的难言之隐与心病。
据悉，早在1998年，昭明寺就决定在寺院外建造大型露天观音像，并于当年3月19日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此后，由于报批手续迟迟未获上级通过，昭明寺的观音造像工程便停顿下来，且一拖就是16年。而当年由信众捐助、用于建造观音像的“三宝钱”的保管却成为一个难题。
“造像成本在逐年攀升，钱存到银行利率太低，就是为了资金的增值才放到了周问斌的担保公司。也是为了弥补以后造像资金的不足。”界空大和尚如此解释当初“三宝钱”投资的苦衷。
事实上，除了每月2.5分的高息，最终促使界空大和尚做出决定的是，借款人周问斌不仅是福鼎市著名企业家、百川药业公司的董事长，而且还是一名“三宝”弟子，皈依师正是界空大和尚。
基于这种师父与弟子的信任，界空大和尚先后数次直接或间接将1430万元“三宝钱”存放到了周问斌的担保公司。
直到2011年春节前的一次“失联”，界空大和尚才意识到“可能出了问题”。
“我在广州看中了一尊卧佛，想请回来。对方让先付20万元，我就打电话给周问斌，结果不接。当时我就预感不妙！”那个让人脊背发凉的电话，界空大和尚至今难忘，“后来，终于接电话了，周问斌说自己的企业已破产，但‘三宝钱’一定会还上。”
大约在2012年底、2013年初，周问斌因高利贷崩盘而出走。这起外界传言规模超过4亿元的民间借贷并未走司法程序，而是由债权人自发组织对其名下资产进行了清算处置。其间，周问斌致电界空大和尚，希望他不要参与清算，怕传出去影响佛门的声誉。
福鼎市佛教协会会长、资国寺住持贤志法师表示，国家相关部门与佛教协会并没有对“三宝钱”的使用与管理作出明确规定，可放到担保公司显然不太妥当，有违佛教精神。但他同时认为，界空大和尚的本意与出发点是好的，外界应该宽容一些。
三年里，界空大和尚备受煎熬，许多弟子说他这3年至少苍老了10岁。界空大和尚也向记者坦言，有好几次，他想纵身一跃，从楼上跳下去寻求解脱。
界空大和尚手指观音像奠基石碑的日期，一声叹息，“抗战才8年，我们都过去两个8年了。”
在界空大和尚宽敞的办公室，墙壁上挂满了大德高僧的合影与各类书画作品，一份名为《昭明慈观》的期刊放在案头。
这份由福鼎市昭明文化研究会主办、界空大和尚担任社长兼总编辑的期刊，先后于2011年9月1日、2013年10月1日出版过两期。
翻阅这两期杂志，记者发现，刊登于第二期的昭明文化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的名单与第一期登载的名单有较大调整。第一期中署名为副会长的周问斌、张华以及副秘书长周明升，在第二期中都已被替换。
前述佛教界知情人士表示，上述三人均为在家修行的“三宝”弟子，属同门师兄弟， 皈依师都是界空大和尚。其中，周明升还是界空大和尚的外甥。
在多数知情人看来，理事会名单的调整属无奈之举。2011年起，周问斌等三人均深陷高利贷而跑路，在福鼎这并不是秘密。早前，周问斌等三人均系福鼎市知名企业人士。
6月30日，记者来到福鼎市富春路78号别墅，这幢原属周明升的豪华住宅如今人去楼空，院子里杂草疯长，大门锈迹斑斑。
2012年初，由于长期担任民间“标会”会首（ 民间标会又称互助会或跟会、搭会,具有赚取利息及筹措资金的双重功能,是民间重要的理财工具，在闽东地区盛行已久；会首即组织者），加上高息参与民间借贷，曾经风光无限的周明升无力还贷，最终选择了跑路。其父因债权人逼迫与侮辱，选择了喝农药了结生命。
两年时间过去了，位于富春路78号的别墅已被法院拍卖，而周明升再没有在福鼎出现过。有人说他离境逃到了某个岛国，但在福鼎市公安局的出境记录里并没有他的离境信息。
与周明升一样，融资规模更为庞大的周问斌同样选择了跑路。
界空大和尚记得，周问斌离开福鼎前，曾两次带领父母双亲、妻儿等6人上山，6人并排长跪昭明寺向他承诺“3年还清‘三宝钱"。当时那个声泪俱下的场面让界空大和尚颇为不忍，也陪着下跪落泪。
周问斌远走他乡后偶尔会给界空大和尚去电话，告诉师父自己在青海打拼。有时也会汇一些钱过来，但每次并不多。其中有一次，几万块钱分了多家银行汇出。
香港籍的张华是福鼎目前唯一一起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被公安部门网上追逃的“三宝”弟子。
据杨文德介绍，如今，张华每日在香港吃斋念佛，他一直想回福鼎到昭明寺去看看佛塔与界空大和尚，但他不敢，“怕被公安局抓捕”。 “众生痛苦我痛苦”
2011年，杨文德与外甥张华，以及自己公司的助理李琳一起皈依佛门。皈依师界空大和尚为杨文德赐了“圆融”的法名。
在佛教语中，“圆融”意为破除偏执，圆满融通。杨文德喜欢这个法名，更喜欢这其中的禅意。
如果4年前不从杭州到福鼎，杨文德也许只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在这4年里，杨文德“无意中”成为外甥张华的得力助手，并先后担任了华德贸易、华信贸易、福华茶艺3家公司的法人代表。
出生于杭州的张华，1980年随父母移居香港，之后在福建泉州完成大学学业。其父是香港知名企业家张明法，曾在厦门、温州等地开发多个房地产项目。2003年，张华出任福鼎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负责开发彼时福鼎最高档的楼盘—华鑫锦绣苑。此后的2007、2008年，华鑫房地产公司连续两年被评为福鼎市“纳税大户”。
华德贸易总经理助理李琳告诉记者:“2010年，为了开发‘华鑫文化一条街’项目，公司开始向身边朋友、熟人借款。有的是杨文德借的，有的是张华借的。数千万的借款绝大部分都有抵押物。”
2013年初，由于资金链趋紧，张华以及杨文德名下的公司支付利息出现异常，大部分债权人开始到法院起诉，少部分人则选择了到公安局报案。
李琳表示，在法院起诉的金额共计7300万，除3笔合计850万元没有抵押物外，其余均在当地房管局办理了房产抵押手续。而在公安局报案的，除1笔债务转移外，共有6笔合计2110万元借款，大部分都有房产质押。
同年5月的一天，正在厦门某银行办理业务的杨文德被警方抓获，那一刻他才得知自己与张华已成为福鼎市公安局的网上追逃人员。与此同时，张华、杨文德个人与名下公司的房产，以及被疑为关联企业的共计160余套房产被冻结。
经过申诉，杨文德于今年4月4日取保候审，结束了漫长的羁押。而张华自2012年底回到香港后，再未露面。
在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中，律师刘丽坤指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债权人并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借款对象也没有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30户以上”，故案件不具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公安机关将民事借款、担保行为定性为刑事案件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
然而，福鼎市公安局副局长卓乃明并不认同上述观点，他表示：“这起案件是张华与杨文德的共同行为。不特定人群的‘众’，我认为是三人成众，还有一个构成要件是20万以上，这是一个选择项，具备其一即可。”
卓乃明直言，张华与杨文德被冻结的资产完全可以偿还债务，只要张华回来就好处理。他曾计划赴港去做张华的笔录，但上级怕在香港引发纠纷，只好作罢；他还通过做张华母亲与爱人的工作，想劝张华返回福鼎，但一直无果。
取保候审期间，杨文德说自己心力交瘁、度日如年。他希望公安部门能从化解矛盾的角度出发，先期解冻部分资产。他认为只要能先处置一些资产，这个“死结”就能解开，问题会一步步迎刃而解。
“我急不是为自己急，我是为债主急。正所谓众生痛苦我痛苦，众生欢喜我欢喜。”杨文德手捏佛珠喃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