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两国终于由此前的零星冲突演变为全面战争。正如战争爆发的两年前田汉在后来成为新中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所预言的，那真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近代以来从未有哪次像当时这样接近于亡国之祸的大难。事后来看，中国竟能挺过这场长达八年的惨烈战争，还战胜强敌，逆转近代以来衰颓的国势，也不能不说实有几分“国运”的成分在：除了国人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外，也可说有赖于对手日本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
日本的实力
抗战时的中国人提到日本常蔑称为“小日本”，很长时间以来，荧幕上的日军形象也往往既愚蠢又猥琐，近年更有“手撕鬼子”的神剧——这些当然与史实颇有出入，低估了国人是在与多么强大的敌人作战。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战争爆发之际的日本，在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上远超中国。
早在1920年代初，孙中山便在《三民主义》一书中为此忧虑过：“最近可以亡中国的是日本。……日本近在东邻，他们的陆海军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日本或者因为时机未至，暂不动手，如果要动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国。从日本动员之日起，开到中国攻击之日止，最多不过十天；所以中国假若和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这番话固然夸张，抗战前夕蒋介石便以“徐道邻”之名发表过一篇政论文《敌乎？友乎？》，认为日本在东北三年尚不能消灭义勇军，恐不可能在对美或对苏开战之前“彻底控制中国或灭亡中国”，而如无法速战速决，情势必将对日本不利。
南京政府在经历黄金十年（1928-1937）的建设后，国力已有长足进步，法国学者Jean Escarra曾有一句精辟的断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对日本来说，已经晚了两年，对中国而言，却早了两年，故此旷日持久，僵持不下。”尽管如此，蒋介石仍承认日本力量居于优势，中国几乎在所有指标上都处于不利地位。
根据1938版《日本国势图会》（矢野恒太/白崎享一共编），在战争爆发前夕的1936年初，国民党政府所能控制的人口、资源，不出该书所说的“中国本部”，其人口数为4.13亿，而日本（包括朝鲜、中国台湾）为9988万，如果再加上伪满洲国的3256万，则日本所控制的人力资源达到中国的三分之一。这也是有史以来日本在人口方面对中国的最高比值，而1592年丰臣秀吉与中朝联军作战时，日本人口仅为中国的约1/7，现在仅为1/11。从人力上说，这是日本相对中国最具优势的时期，之前之后都不可能了。
明治维新以后，由于包括卫生、医疗等现代化事业的展开，日本的人口增长极快。1887年全国人口才3870万，到1936年本土已承载超过6950万人，几乎翻了一倍。这不仅导致国力膨胀，也因青壮年人口暴增而带来政治激进化。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曾指出，15-24岁青年人口膨胀超过总人口的20%，往往引发政治过激和暴力冲突。而1936年日本0-15岁人口占总人口37%，15-30岁人口占25%，60岁以上者只占8%，人口结构是列强中最为年轻的，呈极明显的金字塔型。这也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前，日本“下克上”风潮及青壮年军官激进派得势的重要背景。这些青壮年人口也为日本提供了本国历史上最充足的兵源。从1895年甲午战争起的五十年间，中国应付日本的步步进逼，颇感吃力，与此不无关系。
就1936年的诸多经济、社会指标来看，日本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如日本1936年农业人口比例达47.7%（美21.8%，英6.4%）；1931年日本文盲率8.5%，也高于列强许多，但这些指标却大大高于当时的中国——直至2010年人口普查，中国乡村人口仍有49.68%，文盲率4.08%。1941年珍珠港事变前日美在经济产出上的比值是石油产量1:721，钢铁产量1:18，国民生产总值（GNP）1:13；但1937年日中之间也同样悬殊：石油产量129:1，钢铁产量145:1，工业产值4.4:1。当时的日本每年生产1580 架飞机、744 门大口径火炮、330 辆坦克、9500 辆汽车，而中国都无法自主生产，装甲兵团只有邱清泉下辖的两个战车营72辆，仅及日本年产坦克数量的1/5。经过许多年现代化的积累和整军经武，日本在战争爆发之际按舰船吨位和飞机数量计算，已拥有相当于美国70.6%的海军实力和94%的空军装备，而不到7万吨海军舰艇的中国，不及日军的1/10。
战前中国陆军共175个步兵师+9个骑兵师，共202.9万人（此外尚有中共红军约2万人）；海军124艘舰艇共68895吨，官兵20780人；空军战机314架，飞行员1268人。其中主力是79个师的中央军，也是日军认为必须击毁的部队。当时日军陆军虽然仅有17个常备师团，总兵力60万人，但借由完善的兵役制度，尚可迅速动员400万以上的后备兵员。在装备上，虽然日本陆军与当时一流的苏军、德军尚有相当差距（参若槻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但优于中国军队不少。不仅如此，在开战之前，日本对华做了全面的情报调查，外务省有一半多人员专事中国情报，对中国海军摸得尤其清楚，完整准确率达到95%以上；中国陆军由于派系复杂，日本人承认调查起来极为困难，但对重要情报仍大体判断准确。相比起来，中国并没有这么知己知彼。
更重要的是，日本由于兵员素质、后勤装备现代化和现代化操练带来的整体战斗力，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中国的人力优势。1937年9月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役，八路军115师以七倍于敌的兵力优势，占据绝对有利的战场地形，又都是经过长征考验的百战老兵，伏击一支仅有少数战斗部队掩护的日军后勤辎重部队，双方伤亡率却差不多是1:1。在1938年3月的武汉会战中，国军投入主力120个师（110万士兵）对抗日军20个师团约20万人，仍被击溃。当时一位美国观察家估算，“中国军队一个师的战斗力（以每次火力击中的人数来定义）只相当于日本一个师团战斗力的1/3或1/4”。在抗战初期，日军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国军1个师（3个团）或一个旅（2个团），日本第一师团在山西甚至有过独战国军30个军的记录。到抗战后期，国军战斗力更趋下降，而1944年国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的调查，抗战八年间日军在中国战区战死者的人数约为44万人，而中国国防部1946年统计数字是国军战死364万、中共军队战死16万人。这意味着抗战八年间，每8.6个中国军人的牺牲，才能换来敌人的一条命。由此也足见战时三至五倍兵力上的优势甚至尚不足弥补整体战斗力上的差距。
侵华日军摩托车队
那么为什么日本还是失败了呢？从军事的角度上来说，虽然它足以在总体上击败中国军队，但若要占领中国，那点兵力（战争结束之际约200万，其中东北70万，台湾20万）却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像鸦片战争中英国可以仅凭几千人和几艘军舰就给清军以致命打击，但无论如何不可能靠这点力量占领中国沿海地区，更别提建立长久的统治了。当时的日军也一样，随着战线的拉长，它的每一次胜利都使得占领那些新夺取的土地变成了包袱，也难以对付当地游击队。
从更长远的军事史视角来看，这可能也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在近代军事-工业联合体建立之后，一个军事强国必定也是工业强国，这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军事大分流”（the military great divergence）。因而到了19世纪末，世界军事力量的不均衡前所未有，尽管像阿富汗人、埃塞俄比亚人、南非布尔人曾取得短暂的战役胜利，但直至1937-1945年间的中日战争，才第一次出现一个非工业化国家战胜工业化军事列强的特殊情形，而此后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则进一步弥合了两者之间的军事差距。按照历史学家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的看法，“中日战争进一步表明，一个社会抵抗的潜在能力，不仅仅取决于有良好训练的军队以及先进的武器”。从此以后，这样的情形一次次地重复出现：拥有优势军力和工业潜能的一方却无法赢得战争，决定战争结局的不再只是正规军事力量的强弱。
日本迷恋“一刀流”的战略
在太平洋战争中，一位美国将领曾说过一句话：“日本人作为战斗者很优秀，但作为军人却很可怜。”（Japanese are good fighters but poor soldiers.）这句话隐约指向了日本失败的核心问题之一：日军在战术层面的单兵战斗力很强，但却往往输在战略上。整场战争中，日本在大格局上暧昧不清，甚至直到战后似乎也没想明白。
战争结束五年后，著名的“昭和三参谋”之一辻政信出版了自传《潜行三千里》，其中提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要去进攻一个比日本落后得多的巨大国家？目的是什么？”这一点，许多日本学者都在战后不断追问过，绪方贞子在其名著《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的后记中就直截了当地说：“自空前的战败以来，我始终有一个疑问：日本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自我毁灭式的扩张政策呢？对于这个疑问，在战后的十几年间，还没有人给出满意的回答。”而她的回答是：那是日本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结构所造成的国家革新运动失控的结果。
绪方贞子《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
这固然是历史的事实之一，但以当时日本军部之骄横，一定不会觉得自己会在中国遭遇失败。中日双方最本质的差异，恐怕在于对战争性质和战争目标的认识：中国人普遍意识到这可能是亡国的全民族最高危机，是一场无限制的全面战争，用蒋介石的话说，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对发动战争的日本军部而言，这却是一场目的不明确的有限战争。也许听起来有几分奇怪，从现有文献和研究来看，日本当时首要的战争意图其实是保守性的：这是自1927年北伐胜利之后，日本由于越来越担心难以保住自己以往的条约特权而采取的行动。然而怎样才能达成这个政治目标，军部却没有明确设想。
当时的日本缺乏真正的政治家，在经济大萧条之后社会激进化的大背景下，政治人物也被暴走的军部给边缘化了。加藤阳子在《即使这样，也要打仗》一书中说，战前的日本人已经头脑发热到了“不管怎样都要打仗”的地步，因而这种思维着重的是“先打了再说”，而不是“万一打得不顺，怎么收场”的问题。军部的失控预示了日本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下克上”的风气盛行，上层无法控制下属（政治家不能控制军部，而陆军上层也无法控制作战部参谋），最终的结果是战术优先于战略，前端的具体考虑压倒了大方向的战略思考，内阁政令和外交都是被动地追随战局变化而不断调整。从军事层面上说，这样的好处是军队往往能根据具体状况自主判断并实施作战，有时带来更积极和灵活有效的作战；但坏处也很明显，那就是削弱了陆军上层作战部的权威，且无法在战略上统筹协调作战行动，因为作战部往往只是对下属的独断行为予以追认或默认。
加藤阳子《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日本为何会深陷在“中国泥潭”。1707年瑞典对俄国的远征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军事天才、瑞典国王查理十二率军12万人入侵俄国，这是他曾召集的规模最大、也最精良的部队，但结局是在俄国完全耗尽，瑞典自此退出欧洲军事强国之列。《现代欧洲史》第二卷对此有精到的评论：“批评家可能会质疑，查理连波兰都没能征服，以这个规模的军队，怎么可能征服像俄国那样幅员辽阔的国家？答案是查理的目标并不是要征服俄国，而是与彼得的军队决一死战，然后将他们消灭。一次压倒性的军事胜利，可能会促成莫斯科的政权更迭，从而产生一位更为温顺的新沙皇。接着，俄国人必定会从波罗的海撤退，从而使自己先前对丹麦、波兰及萨克森取得的胜利得以保证。”
1937年的日本军部和政治家们抱有类似的想法。虽然中国人相信1928年的“田中奏折”就已表明日本意图灭亡中国，但应该说日本更确切的想法是通过一次决战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并以此保持、扩大自己在中国大陆的利益。正因为日军误以为一次决战即可击败中国、达到目的，因此中日战争爆发时的陆军大臣杉山元才对天皇保证“一个月内，解决中国事变”。这并不是后来讹传的“三个月灭亡中国”，而只是以为只要一击得手，即可让对方屈服。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军方内部曾有石原莞尔这样主张局部解决的“不扩大派”和武藤章等主张通过一次决战来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一击派”，结果是后者胜出。这种有几分天真的设想不仅在对华时如此，对美国一样：连山本五十六这样曾留学美国多年的高级将领，也以为偷袭珍珠港这样“一刀流”式的作战足以让美国人丧失斗志。和对华战争一样，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从开战初就对结束战争的方式没有具体的构思，只有一个模糊的设想：英国投降、美国没有进一步作战意图，即以德国战胜英国为前提。心态上大体只是“打了再说”。
石原莞尔
像中国、苏联、美国这样巨大的国家，都具有极强的抗击打能力。晚清时，中国在不止一次经历首都失守、甚至太平天国这样长达十四年的巨大破坏，也仍然能挺过来。但这也不能完全归因于日本将领视野狭小，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在于：日本在之前几十年所打的仗，基本上都是“决战式的”，如中日甲午战争中的黄海海战、日俄战争中的奉天会战和对马海战。即便就整体而言，甲午、日俄战争也都是局部有限战争，且陆海军较好地配合，持续时间不长，故日军倾向于谋求决战，但从未准备好“决战后迟迟不能胜利的持久战”局面。就其战略思维来说，日军从上到下都倾向于一旦使用武力便集中兵力快速突袭，发动风险偏高的决定性战役，因而山本五十六等将领也往往有某种将国家命运押注于一场战争的赌徒性格，单次战役一旦得手时又倾向高估其意义。这样，日本一直迷信一种不惜代价、一击而中的必胜“决战”，却缺乏“总体战”观念。中日战争的特性恰恰不是一次决战就能了结的：虽然接连攻占对方战略要地，但对方也没投降，当时的中国不是一个电网中枢被破坏就一片漆黑的城市，而更像是无数个依靠蜡烛照明的大村庄，破坏一两个地方的蜡烛，无损于其它区域仍有亮光。
乍看起来，日本在战争初期势如破竹，但它已经犯下一个战略失误：即缺乏清晰、定量的目标，无法节制自我，更不知道如何停下来议和，而像俾斯麦那样的政治家高明之处就在于一旦达成政治目标立即收手。中日战争则相反：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时的口号是“膺惩暴支”，也就是说，其战略设想本身就是惩罚性的，但没有明确目的。出乎日本的设想，开战后战局迅速失控，转向全面战争。虽然日军攻下了敌国首都南京，但随后发生的大屠杀失去了任何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中国政府更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与日本和谈。最终，日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不仅无法转化为达成政治目标的筹码，甚至离原先的政治目标越来越远。明治时期的陆军大臣儿玉源太郎曾说：“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而此时的日军完全背离了这一点，始终找不到结束战争的办法，到后来越来越焦虑。在八年战争期间，日本曾无数次尝试和谈，双方直接间接尝试的和平接触至少有29回之多，但始终毫无结果，事实是：拖下去对中国更有利。
这里面有一个日本人自找的麻烦：按说要达成其政治目标，日本需要有一个能代表中国政府与它和谈的对象，然而与此同时，日本盛行的思潮却又认为中国仅是一个“无国家社会”，更不能称之为“民族国家”，甚至认为自己也是中国内战的参与方之一，并一直敌视国民党中央政府。在1937年攻占南京后，对国府开出极其苛刻的和谈条件，正如方德万注意到的，“1938年，日本政治战略是，不承认国民党代表中国，而将其视为位于不重要的边境地带的另一个军阀政权。”日本以为中国一盘散沙，然而讽刺的是，正是日本的入侵，使得各派找到了团结一致的支点，这又进一步使得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单独对日媾和。简言之，日本采取了一种愚蠢的策略，使自己越发难以通过政治和谈来结束战争并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似乎也与日本作为一种孤立文明的特性有关，即日本在外交上难以理解他人的感受，而只是一味地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使得它看上去特别贪婪，最终又难以和他人达成必要的妥协。
虽然战争最终拖了八年之久，但在开战时，日军上层几乎没想到战争会持续一年以上；外国军事专家大多认为日本将在南京陷落一两个月内“瓦解中国军队的抵抗”，因而1938年6-10月间的武汉会战对整个战局具有决定性意义，日本原先的速战速决设想落空，进入了持久消耗战阶段。而这是在会战之前国军将领就达成的共识，即采用持续战、消耗战，使日军在中国无法脱身。武汉会战的结果，日本虽然在战术上获胜，战略上却失败了。在第一年的首轮攻击不能达到制胜屈敌的目的之后，战线趋于稳固，战争性质遂一步步发展为持久战。日军攻势既衰，之后的作战意图转为试图绞杀，如封锁华南、占领越北、缅甸，其用意都是为了封堵中国的外援通道，试图让中国政府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力竭屈服。
在这方面，不能不说中国方面有着更为明确的战略观念。早在1935年中，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就极富预见性地建议中国对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做好准备，考虑“用持久战抗敌”，同时应将四川省作为抗日的“最后防地”。在武汉会战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已明确提出要以持久消耗战拖住日本，在会战刚结束不久的第一次南岳会议上，新的全面抗日战略也提出了立足自身立场，从战略防御伺机进行总反攻。不过对此看得最清楚的还是毛泽东在武汉会战爆发前夕的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程思远《政坛回忆》）
蒋介石在武大视察武汉会战部队。
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求胜不成，求和不得”的困局，更麻烦的是出乎原先的意料，因而缺乏心理准备。在这一点上，日本这边极少数有预见的是具有战略思维的参谋石原莞尔，他在战前就预言：“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幻想惩罚中国，数月间蒋政权就会崩溃，所以只需要短期决战是极大的错误。……中国有自古以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打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但石原本人的主张在开战后却不敌军部内势力更大的“一击派”。
这样，中国变成了日军的泥潭：经费太少而无法收编太多地方武装，正规部队又太少而无力镇压，兵力不足而又补充困难，既不愿进行长期战争，又无法结束战争。也正因此，1940年初在华日军甚至建议“年底自动撤兵”。日本也找不到什么名义来使自己对中国的占领合法化。它虽然实际控制了中国部分领土，但却不能像德国对波兰那样，直接将其领土吞并。日本的开战理由一厢情愿，无法在国际上使人信服，在激起了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之后，也找不到好的合作者。如果说它在东南亚还以驱逐白人殖民者的“解放者”身份出现，并找到了一些颇具声望的合作者，像缅甸的昂山、印尼的苏加诺，在战后都不因这段经历而损害其政治名誉，这在中国不可想象——中国不是殖民地，不需要日本来解放，它乃是无可争议的入侵者，投靠它的政治人物和伪军都多半是出于实际利益而非意识形态的合作者。
到此境地，日本败局已定：它兴举国之师侵华，虽然侵占了一部分领土，但却无法在谈判桌上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反倒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中国相比起来有着清晰得多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战术：挺住意味着一切，正如游击战的真谛所一再证明的，只要不输就能赢。
“以世界为敌”
身为中国人，我们常常很自然地把1937-1945年间的中日战争视为是两国之间的殊死斗争，但不可忘记的一点是：在日本决策者的构想中，“中国事变”仅仅是他们更大目标的一个手段或环节。激进的军官发动战争并不局限在“灭亡中国”或“让中国屈服”，而是为了改变他们所不满的世界政治现状，进而改造这一秩序，甚至“统一世界”。
当时日本的亚洲大陆政策受到亚细亚主义的强烈影响，其特质在于：日本坚信亚洲必须对抗并战胜西方列强，实现的手段则是由日本来支配亚洲邻国，也即“为了保护亚洲就得支配亚洲”。在战前公认最具战略思想的石原莞尔因此预言，“人类最后的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而最终决战将在东西方文明各自的代表日本与美国之间展开。为此，他认为“纵以世界为敌亦不足惧”，而为了做好准备，就有必要占领满蒙、“颠覆中国中央政府建立亲日政府”，因为反正“日美开战几乎都与中国问题有关”。
这其实是一种不顾日本国力的极端乌托邦构想，所谓“以世界为敌”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慈禧向十一国宣战一样，除了表明一种想要收拾时局的决心之外，并未清楚考虑到这一设想的真正可行性。现在看来很明显的一点是，日本的战争设想包含着三个不可能的任务：击败英美、逼和中国、抗拒苏联。以日本的国力，根本不可能同时做到这三点。但在1945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之后，日本正处于独自迎战美苏中英四大国的境地。这种国际同盟关系对中日战争至关重要，正如方德万所指出的，“就像英国面对德国作战一样，中国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但长远来看，美苏英法都不可能坐视日本控制中国，尤其是美国，它是最早提出和始终主张维护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大国。
如果日本专注于入侵并占领中国，中国孤军奋战将更为艰难：美国由于孤立主义而很难找到理由对日宣战；苏联和英国苦于在欧洲应付德国的扩张，也难以腾出手来。日本决策上层意识到侵华会引发对美冲突，即便如此也不肯放弃侵华设想，反而认为应当及早做好准备与美国决战。这是风险极高的决策。从历史上来看，中日之间的五次战争（唐日白江口之战；蒙元入侵日本；1592-1598年间的壬辰倭乱；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的胜败都取决于海战，但1937-1945年间中国绝难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海上击败日本。事实上，如果不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刺激美国参战，它还不会那么快走向败亡。在那之后，中日战争不仅在日本军方眼里被视为从属于对英美的“南方战争”，并且也是在太平洋战场的失败最终决定了日本的命运。作为一个岛国，海战的失败，意味着日本丧失了对外投放力量的能力，甚至无法保护自身。
珍珠港事件
对日本而言，它的最佳选择是在不引起美国介入的情况下，尽可能保持乃至攫取在华特权和利益。但这在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之后变得越来越难，而1927年后的南京政府又明显亲美。日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不可能占领中国的，那不仅要面临国际上的孤立与反对，还可能在付出巨额军费和军力的代价之后一无所获，换言之，军部鲁莽的做法恰恰损害了自己的在华利益。在执行这些战略设想时，日本表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缺乏移情的能力，无法设身处地地去设想中国或美国的立场，最终为自己招来更多敌人而不是朋友。
因此，日本侵华并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事，而是一个更广阔的国际政治的一环，日本最终的失败和中国的胜利，都只能在这一背景下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简单地说，如果说晚清时列强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对中国不利而对日本有利，那么在1937-1945年间，它变得对中国有利而对日本不利。在民国以后，尤其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国外交官通过修改不平等条约，逐渐使西方列强放弃了部分在华特权，而美国早在1908年就开始退还“原属过多”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但日本却是列强中最坚决维护在华利益和特权的，对北洋政府的修约、国民党的北伐和民族主义的兴起等一系列试图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的事件，反应最为激烈。这就使得日本站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取代英俄成为中国人最憎恨的外敌；同时它想要独霸中国的图谋又打破了原本东亚的国际政治均衡，势必面临国际上的反对与孤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英法德俄等欧洲列强在东亚的势力收缩，而秉持孤立主义的美国又不愿承担起国际事务的重担，遂给日本在一个权力真空中无所顾忌地施展自己扩张主义野心的绝好机会——俄国在1917年之后一段时间的混乱，显然让日本看到了不受阻止地向满蒙攫取利益的机会。1922年《华盛顿条约》签订后，日本向中国大陆的扩张受阻，但不久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又使日本整个社会陷入不稳定，激进而有组织的下层军官于是成为最坚决图谋改变现状的力量，并夺取了国家政治的主导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策划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并进而推动建立伪满洲国，遭到国际舆论批评时则悍然退出了国际联盟。
九一八事变时日军进入沈阳城。
退出国联之举的意义不容低估，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终结了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的国际合作政策，是有意识地完全抛弃日本的国际协调外交之举”（绪方贞子《满洲事变》）。事实上，如果是在1914年一战爆发之前那种列强均势的东亚政治格局中，日本基本不可能一意孤行地走向战争。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后，法德俄三国还能进行“三国干涉还辽”，逼迫日本将到嘴的辽东半岛吐出来，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已经没有哪个强国或国际条约能约束、制衡日本的行为。日本挑战国际秩序甚至比意大利（1935年入侵埃塞俄比亚）、德国（1936年进军莱茵兰）更早，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东亚的力量失衡比其它地区更明显，而西方列强在这里采取行为的决心与意志也更弱。也正是看到这一点，国民党政府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在1935年认为中国必须倾全力自卫，因为当时列强没有联合或单独干涉中日局势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以军部为主导的日本权力中枢对世界政治局势产生了致命的误判，认为只要坚决采取行动，就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它。与历来主张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美国不同，日本认为中国在1927年后的统一和中央权力的巩固对它不利，担心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中国将会危及日本的在华利益，在这一点上它不仅与中国为敌，也与美苏的立场严重对立。为此日本的应对办法是：在1940年9月与德国、意大利缔结轴心同盟条约，以牵制美国使其不能介入；1941年4月再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试图以此确保苏联中立。然而正如后来的历史所证明的，这根本未起到日本所设想的作用。不仅如此，德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日本的物资援助或协同作战，明显少于美英苏三国对中国的支援——毕竟德国既未派海空军来帮日本作战，也没和日军在缅甸联合作战。这样，日本在发动战争时所说的“ABCD包围圈”（美国、英国、中国、荷兰的首字母缩写）变成了自动实现的预言。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