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举报者的罪恶让她瞠目结舌，举报人的恨意也让她大吃一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学术，都被这个制度扭曲了。

　　“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她只好通过信仰寻求解释，“《圣经》上不是说吗，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七月的厦门，早上九点，已经燥热难当。在一间社区的礼拜堂里，老式的空调嗡嗡作响，祷告声中，人们纷纷闭上眼睛。厦门大学副教授谢灵在信众群中显得特别，她穿着一条豹纹的无袖长裙，齐耳的黑色短发，鼻高目深，有几分像外国人。

　　谢灵坐在第五排，她和信众们以姐妹相称。她垂下头，闭眼，双手合十。这时，钢琴声响了起来，信众唱起赞美诗：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在这一刻，你很难将这个虔诚而谦卑的信徒与网络上因骂出名的女教师联系在一起。

　　2014年7月6号，一封批评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就餐特权”的信件在网上疯传，信中，谢灵指责校长“吃饭也吃出阶级差别”，痛批校长对上谄媚对下严苛，论文指标化，把老师当农民工，官本位践踏了教师的尊严。

　　三天后，“不能忍了”的校长发出回应，说她“内心阴暗”。隔空骂战中，谢灵的强硬与寸步不让，让人们惊诧不已。

　　“我可以很强硬。”她说，毕竟，耶稣也曾在耶路撒冷掀过桌子。

　　强硬的结果，是她很快被卷入舆论的漩涡。力挺的有之，认为她说出了真话，是良心的代表；反对的也不少，认为她抹黑了一所大学。她成为一部分人的旗帜，又成为另一部分人的靶子。而当厦大校长指出有关谢灵学术不端的调查正在进行，抄袭的证据出现网络时，故事又向着腹黑的方向发展。

　　作为一名大学的“反叛者”，女教授谢灵的愤怒究竟是怎么炼成的？

　　不能污了金字招牌

　　老先生临终前充满遗憾，嘱托她把举报继续下去，“不能污了厦大会计系的金字招牌”。

　　还有三年谢灵就到了退休的年纪。

　　自1984年大学毕业后，她的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工作，就是教师。1998年，从汕头大学调往厦门大学之后，她已经在厦大会计系待了十六年。

　　厦门大学是福建省唯一一所985与211的重点大学。蓝天白云，沙滩大海，一直以“中国最美的校园”享誉全国。在这样的学校教书，理应是一件惬意的事。但这里却成了谢灵的“战场”，她和学校间的“战争”，从2004年开始，持续了十年，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

　　“这么美丽的校园，底下却这么污秽。”十年后，谢灵站在校门口这么说的时候，无数的学生和游客熙来攘往，生气勃勃。

　　“战争”开始的2004年，对于厦大也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厦大迎来了新的校长，在随后十年，校长朱崇实成为这艘大船的掌舵者。随着新校长而来的，是早已酝酿许久的聘任制改革。教师能否获聘，将直接与教师取得的科研成果挂钩，这包括发表的论文数量，以及申请到的项目资金是否达标。对于教师和科研的量化管理，产生了巨大的论文生产力，像中国许多高校一样，在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过程中，这一点被认为必不可少。

　　谢灵称之为“学术大跃进”，可资佐证的是，到2011年，中国高校发表的论文数已经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但被引用率却在100名以外，而屡禁不止的抄袭现象，则成为挥之不去的阴霾。

　　第一次的“战争”，便起于一次对学术抄袭的匿名举报。

　　这一年，会计系的新系主任陈汉文走马上任，但网上却出现了对他涉嫌抄袭的匿名信。

　　年初的时候，谢灵和陈汉文曾有过冲突，当后者指责谢灵没有科研成果，又不能帮助系里去教育部跑项目时，谢灵曾反唇相讥，两三百篇文章，“都是抄的嘛。大家都知道”。

　　两人关系由此恶化，当匿名信出现后，谢灵成为最大的怀疑对象。她被系里排除出了MPAcc（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的教学队伍，而比她教学资历低的讲师却被纳入了进来。

　　当她想向院长询问原因时，对方却首先发火了。“院长一见我就问，网上那个是不是你搞的？”无论谢灵如何解释，院长都不相信，后来还在全院大会上批评了她，这一不白之冤让她感到莫大的屈辱。

　　“我一赌气，既然你冤枉我，那我就去查查给你看。”当时，谢灵正在会计学泰斗余绪缨的门下读博士，在老先生面前大哭一场后，她得到了导师的支持，开始进行平生第一次学术不端的调查。

　　余老是中国会计学专业的奠基人之一，以学风严谨、眼里容不下沙子著称，对学术腐败深恶痛绝。

　　调查很快就完成了，谢灵称，陈汉文的论文中存在大量的抄袭现象，甚至他开设的学术随笔专栏“汉文观点”，依然抄袭了大量硕士生的毕业论文。

　　2005年春节后，余绪缨以“一个老厦大人的肺腑之言”向校方举报了陈汉文的学术腐败问题。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没有引起任何的公开调查。谢灵记得，有一次校长朱崇实来看望老教授，余绪缨再次提到了举报的事情，校长只是说，作为老教授，要原谅年轻人。

　　等待了五百多天依然没有消息，而余绪缨则被检查出了肝癌。2006年夏天，他们将陈汉文的学术腐败通过公开信的形式，发到网上，试图倒逼学校进行处理。

　　“当时信上还是没有我的名字，我就说不行，资料是我搜集的，我得写上去，不然更认为我这人有问题。”这是谢灵第一次实名发帖，许多同事打电话告诉她学校领导暴跳如雷，觉得损害了厦大的名誉，捅了大娄子。

　　谢灵首次见识到网络的威力，虽然在网上并没有吸引多少人的关注，但已经可以把学校吓到不行。但风波过后，学校依然没有任何回应。

　　一年后，余绪缨过世，这在校外引发了许多悼念活动，但厦大却只在管理学院的主页上，一个极不起眼的地方，发了一则短短的讣告。

　　世态炎凉，谢灵说，老先生临终前充满遗憾，嘱托她把举报继续下去，“不能污了厦大会计系的金字招牌”。而这一年底，陈汉文却升任了管理学院的副院长。

　　后来，谢灵才辗转了解到，在就任副院长之前，学校曾经就他的抄袭问题开过一个检讨会，但在谢灵眼里，这更像是升迁前的走过场。

　　“学校已在几年前经调查后得出了严谨结论，按照纪律我本人不便转述。”在南方周末记者的询问下，陈汉文曾发来短信，之后再也没有接听电话。

　　老师和自己的心血都白费了之后，谢灵感到了巨大的愤怒，自小在军队大院长大的她，形容自己“性格刚烈”，后来，在陈汉文的就任仪式上，她做了一件让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扇了主持会议的副校长吴世农一巴掌。

　　这是“斗争”的第一回合，也是谢灵成为学校名人的开始。

　　扇巴掌的民间纪委书记

　　出名之后，许多的匿名或者实名举报信，纷纷从校内寄到了她的邮箱，所有人都盼着她出头。

　　2008年初，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召开了全院大会，正式任命新的副院长。从公示期间谢灵就一直举报，但毫无效果，备尝冷眼。她反而越挫越勇，当系里试图将她讲授的唯一一门专业课合并到其他课程中去，“这把我惹火了，硬要搞下去”。

　　她本来已经联络好了记者，但新来的院长是同门师兄，三番两次请求她不要闹大，她碍于师门情面，束手束脚。

　　全员大会那天，谢灵越想越气，还是决定要闹一下。为了以示抗议，她拿了一个挠痒痒的筢子和一瓶装了清水的灭害灵，坐在了会场的第一排。拿筢子是讽刺将别人的文章“筢来筢去”，灭害灵则寓意“消灭一切害人虫”。

　　但意外的是，陈汉文并没有出现在会场，“来的是吴世农，他在台上说，对这届的领导班子很满意，我就很气愤。将筢子狠狠地在桌子上敲了几下。”

　　会议结束，谢灵拦住了吴世农。副校长和她算是硕士的同门师兄妹。但师兄却做了一件让她无法容忍的事，去了她丈夫所在的生命科学学院，找院长谈话。担心家人被牵连，谢灵的怒火一下子就蹿了上来。

　　“你这种货色”，副校长的话像一根针一样。

　　“当时我就一巴掌过去了。”一声脆响，副校长明显愣住了，等到想反击，许多人便拉了上来。

　　同为管理学院老师的刘明（化名）见证了这一幕。散会后，他突然听见啪的一声，回过头来，就看见许多人扯着激动不已的副校长。

　　“她居然把管人事的副校长打了。”即使现在，刘明还是觉得不敢想象。之后一两个月，碰到外院系的老师，对方总会低声问他，“听说你们院有一个叫谢灵的老师扇了副校长一巴掌？”

　　当时有两个传言，一个是没有打，另一个是想打但没打到，谢灵总是很诚实地说，打了，真打了。她出名了，学校的面子挂不住，她被处行政记大过处分。

　　让她没想到的是，出名之后，许多的匿名或者实名举报信，纷纷从校内寄到了她的邮箱，所有人都盼着她出头。

　　“他们可能觉得得罪一次和得罪两次是一样的。”谢灵说，其实她也这么想。

　　盛名之下，她开始给校领导写信，转述老师们反映的情况。信越写越多，领导不理睬，她也有了新的应对办法，将自己的信群发给她认识的所有厦大老师，邮箱限定一次只能群发一百封，她就发一百封。

　　但她也发现，虽然许多人撺掇自己发邮件，但收到群发邮件后，真正愿意回复和自己探讨一下的，并没有几个。

　　慢慢地，谢灵有了一个外号，没有领导的时候，同事们会叫她“谢书记”—民间纪委书记。

　　2011年，一封匿名邮件发到了谢灵的邮箱。当时，管理学院正在进行职称评定，其中一个副教授提交的论文，九篇中有六篇是会议文章，不符合规定，但偏偏最后就是这个老师评上了。公示期间，谢灵进行了举报，同样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信心满满的刘明也是参加这次评定的教授，最终被否决，“甚至没人和我说是为什么”。当时只通知他，有一个领导投了反对票，他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

　　“谢灵曾让我也给校领导写信，但想想算了，没什么用的。”刘明说，她举报了不也没用吗？

　　铁骨铮铮混不了社会

　　拿着全院最低的工资，做一辈子的副教授。“在别人眼里，我是很失败的。”

　　但谢灵不这么想。

　　“我想让校领导知道，还有人对他不阿谀不奉承，就是为了公道。”

　　2012年，谢灵就厦大聘任制度存在的问题给校长朱崇实寄了一封信，但就是没有回应。

　　“我在信里，不用‘您’，只用‘你’，因为校长本身不尊重我。”

　　这封信源于两年前的续聘考核。当时，管理学院有三位老师因为科研成果不达标，被解除了聘任合同。其中两位都有超过二十五年的工龄，剩下一位是刚刚生产的产妇。除了后者等到哺乳期结束外，其他两人，在短短三个月内，都被学校除名。

　　这两个人，后来一个得了帕金森综合征，一个接到通知后嚎啕大哭，四年了，也没有再工作。

　　谢灵说自己很反感这种对老师弃之如敝履的行为，“就算你觉得没用，也可以人性化一点啊”。

　　曲江（化名）就是那个得了帕金森综合征的老师。后来，他将厦大告上法庭，按照国家规定，对于工龄超过二十五年的职工，在竞争上岗中没有被聘用，不得被解除与单位的人事关系。厦大败诉，但之后，学校拒绝支付诉讼期间理应发给老师的津贴。

　　“在这种官本位的体制下，老师没有尊严可言。”不敢得罪领导，因为生杀大权都掌握在后者手中，而和领导搞好关系，则好处多多。谢灵称，一些老师见到领导，就要变得弱智许多；女老师见到领导，则一下子变成少女，撒娇取巧。

　　这也就是为何许多老师都对当官趋之若鹜，有人曾告诉她，学校里一个处级岗位，就有四十多个教授激烈争夺。

　　而她自己，则拿着全院最低的工资，做一辈子的副教授。“在别人眼里，我是很失败的。”但她称自己不觉得，尽管会流露愤懑的情绪，“如果我要赚钱，校外的机会很多，我也不想评正教授”。

　　在长期的“斗争”中，谢灵也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留给学生。

　　在管理学院的课堂上，有些老师会炫耀自己给大老板讲过课，一堂课多少钱。谢灵则会告诉学生们自己在学校做过的事，包括检举陈汉文，帮助曲江打官司等等。有时，这样的转换显得有些刻意。一个学生回忆说，在讲完专业课后，往往不知怎么就引述到憎恶特权上来。

　　“她真的是一个正直的人，在默默地与那些本不该出现在校园中的现象和势力斗争。”木林（化名）说，学生们有事了一定会去找她帮忙，比如院系强制要求学生参加活动，他们就会请谢老师帮助学生争取自由。

　　但也有学生颇有微词，觉得这是一种特殊的炫耀，有的觉得这占用了课堂时间。一个会计系的学长则告诫他的学弟，“这个社会又不是铁骨铮铮就能混下来的”。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举报者开始抱怨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斗争性不彻底。

　　2014年7月7日，谢灵和丈夫拍完了结婚二十五周年的纪念照。距离上次在网上发公开信，已经过了一年多。生活平静，直到第二天，同事告诉她，你火了。

　　那封写于一年多前的信，不知为何被翻了出来，放到网上。被公开指责的校长勃然大怒，不仅说她撒谎，还表示对她学术不端的调查早已开始。

　　突然躺枪的状态下，她不得不匆忙开始“斗争”。后来，许多朋友帮她分析，是不是有人想搞倒校长，利用了她而已。她承认这种可能性，因为已经有数封匿名的邮件或者微信发来，邀请她一同加入搞倒校长的行列。

　　甚至还有人告诉她，自己知道校长会在哪个地方哪个时间出现，她可以去揍他。谢灵能判断出，这不是一个玩笑，这个匿名人真的这么希望。

　　而那次掌掴副校长之后，也有意犹未尽者告诉她应该左右开弓。

　　2013年7月，一封匿名邮件让谢灵知道了副校长吴世农因为婚外情，被老婆泼了浓硫酸，送进医院。后来证实用的是洁厕精。

　　在谢灵收到的举报中，这一类的匿名信总是最多的。领导和下属开房，老师引诱学生，如同最近曝光的历史系教授诱奸女学生，各种桃色新闻，谢灵说自己早已接到过许多材料。

　　这让她愤怒，也让她心生惶恐，被举报者的罪恶让她瞠目结舌，举报人的恨意也让她大吃一惊，“都是为了搞臭、搞倒谁”。一次，为了一剑封喉，举报人甚至搞到了对方将开房算入科研经费的发票存根。

　　举报者催促谢灵赶快出手，她则犹豫再三。一个原因是，如果自己站出来举报了，他们会愿意出庭作证吗？匿名的就不说了，即使实名的，举报之前也会千方百计提醒，千万不要透露自己的名字。但这些不敢公然得罪领导、同事的弱者，却有着最黑暗的情绪。这些匿名教师身上所体现的“弱者的恶”，让她心有余悸，“之前都是顺民，没有发泄的渠道，一有机会，顺民就变成暴民。这样很可怕”。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学术、都被这个制度扭曲了。

　　现在，对于举报的内容，谢灵会进行区分，属于提意见这种“人民内部矛盾”的，她会去向领导提，据理力争。属于揭人隐私，想把谁搞倒拉下马的，她就不做。

　　举报者开始抱怨谢灵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斗争性不彻底。

　　“我不是真的想要斗争。”谢灵说，她只是希望得到公正和正义，但得到的方法，不是要打倒谁，而是靠事实本身。

　　但这已经不可能。举报者将她视为了一面斗争的旗帜，反对者则将她看做敌人。一方推着她去斗争，一方则认为她总是在斗争。

　　“到最后，我肯定是两边不讨好的人。”她说。

　　她有些困惑地发现，双方的戾气，没办法化解。大量斗争词汇被使用到语言中，例如某某及其党羽，例如某某团伙等等。

　　而她的矛盾是，在不知不觉中，这戾气也属于她自己。在谢灵给领导的信中，同样使用着诸如“卑鄙无耻、黑帮小兄弟、迫害、黑材料”般的文革语言。

　　对此，谢灵感到无可奈何，“我是想温和的，但到写信这一步，已经没办法了，你不跟他凶，就觉得天下没人可以治他。”

　　“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后来，她只好通过信仰寻求解释，“《圣经》上不是说吗，人心比万物都诡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