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在荣获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的国际友人中，有一位104岁的加拿大老人，她叫伊莎白·柯鲁克。

　　“我有幸参加了一场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试验，有意义，也很有趣了！”这位持有英国、加拿大双重国籍的老人，在中国度过了90多年的人生，深刻见证和参与了中国的百年巨变。

“在中国乡村做研究要不畏艰苦”

　　1915年，伊莎白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伊莎白的童年，不可避免地留下那个年代中国的记忆。军阀混战、兵荒马乱，都让她印象深刻。

　　1938年，23岁的伊莎白从多伦多大学儿童心理学硕士毕业，回到了硝烟四起、也让她深感兴趣的中国，在这里做人类学研究。

伊莎白·柯鲁克在田间工作

　　那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等人发起了一场乡村建设运动，投身其中的伊莎白的主要任务是和同事一起在璧山进行逐户调查，了解当地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为了和农民打成一片，伊莎白调查时从不带笔和纸，外出时常常穿着和当地人一样的草鞋。

　　后来，与伊莎白多次接触的重大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潘家恩回忆：“我们先后为老先生的两本书《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和《兴隆场：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和抗拒》举行了新书发布会，老先生至今都记得很多她在璧山乡建时期的生活和工作细节。”

　　“我们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

　　上世纪40年代初，伊莎白在成都遇到了大卫·柯鲁克，一位英国共产党员，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并于1942年结为夫妻。在大卫的影响下，伊莎白变成了支持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并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同年12月，为考察和报道中国解放区土改运动，大卫和伊莎白穿越重重封锁来到河北省武安市石洞乡十里店。

　　在这里，夫妇俩进行了详实的实地考察采访，合作写出了《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两本书。这两部珍贵的历史文献，成为西方人了解真实的中国土改运动的一个窗口。

　　而后，伊莎白和丈夫回到英国，并于1947年再次重返中国。

　　1948年，柯鲁克夫妇接到了邀请，留在南海山中央外事学校任教。不到半年，这所外事学校从华北平原的小村庄迁入北京，并一步步扩建成了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

　　作为新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伊莎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半世纪之久，她和丈夫大卫·柯鲁克在艰难的条件下为学习者创建良好的外语学习环境，编纂教材，改革课程。她还培养了新中国首批外事干部，以及大批杰出的学者和外交人才，桃李满天下。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由于一些学生生活极度贫寒，柯鲁克夫妇对这些学生的处境极为上心，在保护他们自尊的同时，竭尽所能给予帮助。例如，他们会组织野餐，带上鸡蛋、面包等食物，与带来窝窝头的学生们一起分享。

　　在北外执教期间，夫妻俩还利用寒暑假的时间，远赴中国西北，义务为当地的英语老师做辅导。1999年，伊莎白和朋友一起设立了“伊柯基金”，帮助家境贫寒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完成义务教育。

　　上世纪80年代初，伊莎白离开了教学一线。退休生活为她完成兴隆场研究的夙愿提供了机会。“她说，自己决定继续做这项研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让今天的青年学生，对旧中国乡村社会有更多了解。”

　　1981年，66岁的她重返阔别许久的璧山大兴镇调查访问。此后，她又五次重访大兴镇，最终编撰完成了《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并于2013年1月正式出版。这是社会人类学历史上第一部由西方女性及其中国合作者完成的逐户采访式的社区调查报告，对于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2018年12月15日是伊莎白103岁生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为她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庆生会。她还收到了一份来自朋友傅涵的特别礼物——纪录片《西方女人类学家的中国记忆——伊莎白·白鹿顶》。在这部纪录片里，有伊莎白对她童年在白鹿顶生活的真实回忆，白鹿顶也是她结下跨世纪中国情缘的开始。

97岁时，伊莎白·柯鲁克展示了她年轻时在中国拍摄的照片

　　作为一名优秀的人类学家，伊莎白深入中国广大农村，生动记录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细微图景；作为一名英语外教，她在英语教学、教育改革等方面革故鼎新，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作出杰出贡献。

　　在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这位老人把最好的光阴和最深的情谊留给了中国，也赢得了中国最真挚的敬意。或许，说她是“外国学者”也并不准确，以伊莎白和中国的渊源，她甚至比很多中国人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