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科学？这是一个问题。任何问题都呼唤一个解答，但恰当的解答却取决于问题的性质：谁在提出问题？为什么提出问题？发问者期望回答者从哪些方面、以什么方式来回答？而这，是问题背后的问题。真正的问题都是有结构的。

上世纪80年代初，英国科学哲学家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Science）一书流传很广。许多爱好科学哲学的学生正是通过这本书开始了解西方科学哲学。然而，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一直觉得这本书没有回答书名所提出的问题。我了解到，许多读者有和我同样的感受。为什么呢？原因大概是，这本书所预设的东西在我们心目中恰恰是可疑的、有待澄清的，是我们想要继续追问的。

过去三十多年，有两件事情影响了中国人提出“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第一件事情是反“伪科学”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气功、人体特异功能一度十分活跃，包括钱学森这样的著名科学家都为之背书，但后来风向转了，说这些东西是伪科学。就字面意思上讲，所谓伪科学是指本来不是科学而冒充科学者，但问题是如何判断它本来是不是科学，这就提出了科学的标准问题。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国人希望科学哲学家能给出一个权威的标准答案。不幸的是，西方的科学哲学大家并没有就此给出一个权威的答案，相反，每一个科学哲学家的答案都受到同行们无穷无尽的诟病，让人莫衷一是。

我并不认为划界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要伪科学不是一顶政治上让人恐惧的意识形态大帽子，只要反伪科学不是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人们完全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和要求来辨别科学和非科学，并不需要一个绝对正确、普遍适用的可当作尚方宝剑的科学标准。如果想区别科学与常识，你可以强调科学的精确性和逻辑连贯性；

如果想区别科学与宗教，你可以强调科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如果想区别科学与人文学科，你可以强调科学的数学和实验特征。当科学事业出现内部问题时，我们可以讲讲科学的规范，以平息纷争，重建共识，或者清理门户，严肃纪律；

当科学事业遭遇公众误解和攻击时，我们可以讲讲科学的价值，讲讲科学追求真善美的统一，热爱和平，重视协作等，以重修科学的形象；

当别的社会事业羡慕科学所取得的进步，向科学取经时，我们可以讲讲科学的方法，以帮助那些非科学的事业也取得像科学那样的成功。再说，生活中也不是处处都需要科学，有时候像占星术这样的伪科学也可以用来娱乐，为何一定要斩尽杀绝？绘画原作固然宝贵，复制品也可以有它的地位。

影响中国人提出“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的第二件事情是“李约瑟难题”以及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一直是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问题。民国时期的学者讨论的都是“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这样的问题。

到了上世纪50年代，爱国主义成为时代的新需求。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站出来发问，中国古代有发达的科学技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呢？这一问让深受西方列强封锁的国人听得很舒服，因为这一问的前提是中国古代有科学，而且很发达，只是近代落后了。到了90年代，新一代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开始质疑“李约瑟问题”，特别是追问“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引发了热烈的争论。

牛顿力学之所以天生就是科学，而我们的阴阳五行天生就不是科学，这是历史形成的。今天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东西本来就来自西方，要理解什么是科学，必须回到西方的语境中。

我认为，在理解科学方面，我们中国人最大的误解是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学的独特性。我们通常认为科学是一种全人类普遍具有的能力——技术能力，或者高智力。正因为没有认识到科学的独特性，所以很容易误认为中国古代其实也是有科学的——中国人既然是人，当然有技术，有智力，因而有科学。这种错误的科学观妨碍了我们反思自己的文化。

一百年来，本着我们一向熟悉的实用态度来学习西方的科学，中国的科学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实现了“科学救国”的理想。但是，今天我们面临新的历史使命。中国人在解决了落后挨打、贫穷挨饿的急难之后，要复兴中华文化，成为引领人类文明之未来的力量。在这个新的形势下，仍然用实用的态度来对待科学和科学家，就无法真正完成这个新的历史使命。今天，我们的科学事业面临基础科学薄弱、原始创新乏力这样的严峻挑战。如果不能深入思考科学的本性、科学的本源，我们的科技政策和科研管理就可能违背科学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人为制造发展的障碍。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摘编于北京日报2016年08月29日，原标题为《科学究竟是什么》